論鄭玄《毛詩譜》的結構情勢及其成因
作者：楊延平（山東年夜學文學院博士研討生）
來源：《中華文明論壇》2024年第2期
摘要：《毛詩譜》是鄭玄暮年的《詩》學著作，其結構呈現為系于政教的雙層情勢，即顯性的風、雅、頌層和隱性的空間層。風、雅、頌層是以政教為單一焦點的可逆體系。空間層包括風目空間和頌目空間，前者以政教為標準，呈以周、召為中間坐標，“廣萬里”的三層結構。后者以和周王室血緣的遠近為標準，呈以周王室為中間，以周魯宋三國之域為地區范圍的三層結構。究其成因，除《詩經》固有分類與標目情況的限制外，鄭玄“天道成于三”的讖緯思惟、“存二王之后”的三統觀念、三層次的宇宙觀及三重全國體制的社會現實等原因影響了《詩譜》結構的三重架構，而鄭玄以政教思惟與尊君思惟為內核的政治哲學決定了《詩譜》結構的劃分標準。
關鍵詞： 《詩譜》 鄭玄 結構 政教 尊君
《毛詩譜》（以下簡稱《詩譜》）是鄭玄所作的《詩經》學著作，自被孔穎達載錄進《毛詩正義》后，原單行本便在流傳過程中逐漸散佚，并由此產生了以歐陽修《鄭氏詩譜補亡》為代表的一系列輯本[1]。所幸在諸如馮浩菲等現代學人的研討、復原后，我們可年夜致窺其全貌[2]。王洲明較早關注到《詩譜》的內容體制，并從“明時代、定地輿、說正變”等三個層面進行了深刻論析[3]。后凡論《詩譜》內容者多不出王說包養范圍[4]。此外，郭樹芹、周艷及吳冷等學人又對《詩譜》歷史譜系的構建進行了細致研討[5]。但這些研討只關注到《詩譜》的內容體制及歷史譜系，對《詩譜》的結構情勢還未予以充足的關注，這對一部具有系統性的著作來說顯然是一個缺憾。本文不揣唐突，對《詩譜》的結構情勢論述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顯性的風、雅、頌層次
風、雅、頌是《詩經》的固有標目，《毛詩》承之未變。基于此，鄭玄在創作《詩譜》時，起首面對的問題就是若何處理風、雅、頌三者之間的關系，于是，風、雅、頌便構成了《詩譜》結構中的顯性層次。
《毛詩序》是較早對風、雅、頌之關系進行解說的文獻，此中有云：
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全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年夜，故有小雅焉，有年夜雅焉。頌包養者，美大德之描述，以其勝利，告于神明者也。[6]
在毛公看來，風、雅、頌三者間的關系由兩個維度構成：一為風、雅之間的空間維度，二為雅、頌之間的政教維度。從上引文可知，風、雅之間的空間維度較為明顯，即二者在施政空間的范圍上存在差異。風的范圍是“一國”，而雅的范圍是“全國”，正如孔穎達疏解的那樣，“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于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7]，“所言者，乃是皇帝之政，包養施齊正于全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8]。可見，風的施政范圍是全國的一部門，其施政者為諸侯，而雅的施政范圍是全國的所有包養平台推薦的，其施政者為皇帝，前者包括于后者之中，同時，前者在必定條件下可以擴充轉化為后者。雅、頌之間的政教維度較為隱晦，毛公只闡述頌之得名在于政教勝利而通于神明。通過“大德”二字可知，在毛公眼中，頌之政教已達于極致。但是包養，政教與空間屬于兩個分歧的維度，這就使得風、雅、頌三者之間無法構成一個統一的體系。由此，毛公在解釋小、年夜雅的由來時，又將雅納進到了政教維度之中，孔穎達在疏解“政有小年夜，故有小雅焉，有年夜雅焉”時婉言：“王者政教有小年夜，詩人述之亦有小年夜，故有小雅焉，有年夜雅焉。”[9]孔氏用“政教”來解釋《毛序》中的“政”字，可謂深得毛公原意。就包養網這樣，雅在具有空間維度的基礎上，又具有了政教維度，并和“大德”之頌關聯了起來。與此同時，雅、頌兩者在政教的水平上也產生了差別，雅是“王政之所由廢興”，是“勝利”之前，而頌是“勝利”之后，政教水平是雅的晉陞與進階。由上可知，毛公以雅為中間，通過空間與政教兩個維度將風、雅、頌三者構成了一個完全的體系。
鄭玄在為《毛詩》作《譜》時，并未簡單地承繼毛公的觀點，而是包養在其基礎上對風、雅、頌三者之關系進行了高度的系統整合，具體而言就是淡化了風、雅間的空間維度而將三者直接統一于政教維度中：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承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10]
鄭玄認為：“頌之言容。皇帝之德，光被四表，格于高低，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11]其眼中頌的含義和政教水平均與毛公無異，即政教勝利而達于極盛。分歧的是，頌是“由此風、雅而來”，即頌與風、雅同屬于政教系統，而頌是風、雅的發展與進步。就正風、正雅而言，前者是周、召二公“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職之國”[12]，以期使“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13]，可謂是政教之始，而后者是“大德之隆”[14]，可謂是政教之盛。正如孔穎達所言：“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礎，《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勝利，由彼風、雅而就，據勝利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15]在“風、雅系政廣狹”[16]的基礎上，正風—正雅—頌在政教的維度上構成了政教水平逐漸加強的聯系。為了維護政教維度下風、雅、頌層次的系統性與公道性，鄭玄也將變風、變雅納進進了政教維度中，他在《詩譜序》中婉言變風、變雅的產生是由于“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年夜壞”乃至“紀綱絕矣”[17]。也就是說，變風、變雅是因政教損壞、社會衰弊而由正風、正雅演變而來。自此，風、雅、頌三者完整被鄭玄統一置于政教維度中了。
需求說明的是，上述以政教為中間的風、雅、頌三者間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發展的，而是雙向、可逆的，即風、雅、頌可以依照政教水平由小到年夜或由年夜到小的變化而分別構成風—雅—頌或頌—雅—風的相應關系。這可從鄭玄對《王風》的論述中略見一斑。《王城譜》云：“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克不及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18]《王風》本是東周王畿內的詩歌，系于東周王室，理應歸屬于雅之行列。但是，因其政教闌珊，難以遍施全國，“化之所及，與諸侯類似”[19]，“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進風”[20]。鄭玄為此還將《王風》與幽、厲之雅進行對比，說明《王風》由雅進風之本源。
幽、厲無道，酷虐于平易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蒼生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于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21]
以政教水平為準的，風可因政教水平的加深而進為雅，雅亦可因政教水平的闌珊而退為風。以之為例，由于包養風、雅、頌同屬于政教系統，所以可推知三者亦能因政教水平的改變而產生各自相應進、退的情況。可見，鄭玄構建的以政教為中間的風、雅、頌體系是可逆的。
由上可知，鄭玄通過政教維度，將風、雅、頌三者構建成了一個以政教為單一焦點的可逆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風、雅、頌既可以根據政教水平的鉅細而構成正風—正雅—頌的政教發展關系，亦可因政教的闌珊而構成頌—雅—風的可逆關系，還能在政教質變的情況下，構成變風、變雅的情況。由于風、雅、頌是《詩經》的固有標目，所以鄭玄所構建的風、雅、頌體系便天然地成為了《詩譜》結構情勢中的顯性層次。
二、隱性的空間層次
鄭玄雖在風、雅、頌體系中剔除了毛公所應用的空間維度，但卻以之為借鑒，在風、頌內部應用了空間維度，將風、頌兩目構建成了《詩譜》結構情勢中的隱性空間層次。
就風部而言，鄭玄在撰寫《詩譜》時并未依照《毛詩》中《國風》的次序遞次順次作《譜》，而是把《毛詩》中的十五《國風》合并、重排成了十一譜，即《周南召南譜》《邶鄘衛譜》《檜鄭譜》《齊譜》《魏譜》《唐譜》《秦譜》《陳譜》《曹譜》《豳譜》及《王城譜》[22]。在此基礎上，鄭玄通過以下兩種方法將上述十一《譜》中的詩類名稱定位成了地輿方位。
起首，鄭玄合并《風》目標重要原則就是基于地區上的附近或相繼。如合并《周南》《召南》是因為周、召二者是“不合邦”而成，均屬西周的西岐舊地，在地區上非常接近[23]。合并《邶》《鄘》《衛》是因為衛國“后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24]，合并《檜》《鄭》是因為鄭國在東遷之后奪往了檜國之地，后兩者在地區上具有前后相繼的關系。
其次，上述十一《譜》的敘述結構多相類，開首之語“均用‘A（B）者，CD（也）’這種訓式”[25]來闡明詩類名為某一地輿方位，次接敘該地輿方位在《禹貢》中的年夜致地區范圍、該地在漢時相應的地輿方位及該地的政治歷史沿革等三部門內容[26]。此中，鄭玄還在首句頂用“（地）名”（《周南召南譜》《秦譜》《曹譜》《豳譜》）、“地”（《邶鄘衛譜》《魏譜》《唐譜》《王城譜》）、“墟”（《檜鄭譜》《齊譜》《陳譜》）等帶有地輿地位顏色的字眼著重凸起與說明，由此凸起了詩類名稱在地輿意義上的含義與顏色。
既然上述諸《譜》中的詩類名被鄭玄定義為了地輿方位，並且通過與《禹貢》和漢時地輿方位的對照而具備了地區范圍[27]，那它們就會在空間上具有必定的分布、擺列與組合。在研討十一《譜》的空間分布之前，還需求追問一個問題，即由十一《譜》所組成的空間范圍有多年夜。鄭玄在上述分《譜》中雖偶有“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28]“更方五百里”[29]“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30]等多處關于地區面積的論述，但由于這些論述太過散亂、互有重疊，乃至于我們無法以之為依據來推算整體空間上的范圍。不過，我們仍可從鄭玄對地名的應用情況上，來獲得謎底。《周南召南譜》有云：“于時三分全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31]此中，“雍、梁、荊、豫、徐、揚”之地名均為九州之區域名。在鄭玄之前，關于九州的描寫共有以下四種說法：
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洲、雍州（《尚書·夏書·禹貢》[32]）
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周禮·夏訴訟馬·職方氏》[33]）
冀州、豫州、雝（雍）州、荊州、楊（揚）州、兗州、徐州、幽州、營州（《爾雅·釋地》[34]）
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雍州、幽州（《呂氏年齡·有始覽·有始》[35])）
由上可知，上列四種說法存在六個雷同的區域名稱，即冀州、兗州、揚州、荊州、豫州與雍州。其它四個區域名則彼此間存在分歧的差異，若以《禹貢》為參照標準，則其與《周禮》和《爾雅》分別存有兩個名稱差異，即《禹貢》中“徐”“梁”二區域名，《周禮》作“幽”“并”；《禹貢》中“青”“梁”二區域名，《爾雅》作“幽”“營”。其與《呂覽》只存在一個差異，即《禹貢》之“梁”《呂覽》作“幽”。從重復角度來看，《禹貢》獨有梁州之名，《周禮》獨有并州之稱，《爾雅》獨有營州之名，《呂覽》無獨有之稱。《周南召南譜》中雖只要六個區域名，但通過“梁”字可知，其所應用的九州區域名與《禹貢》雷同。而《齊譜》中“周公致年夜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36]的論述表白，在鄭玄眼中，以周公、成王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在地制上應用的是“夏禹之舊制”，即《禹貢》九州，這也證實了十一《譜》所組成的空間范圍與《禹貢》九州的鉅細雷同。鄭玄在注解《禹貢》時認為：“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37]可見十一《譜》所組成的空間范圍為萬里。
鄭玄在“廣萬里”的空間上擺列上述十一《譜》順序時，起首確立了一個中間坐標，即《周南召南譜》。為此，鄭玄賦予了該《譜》獨特的意義與位置。起首，鄭玄將《周南召包養南譜》列于風目諸《譜》之首，賦予了其獨特的順序優勢[38]。其次，鄭玄將《周》《召》二詩的創作時間列于周初，認為是“武王伐紂，定全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平易近風俗”[39]時所得，要早于“周公居東”時的《豳》詩和處于夷、厲擺佈及之后的風類諸《詩》[40]，賦予了《周南召南譜》獨特的時間優勢。最后，鄭玄將《周》《召》定義為正風，為政教之始，其余諸風定為變風，為政教之包養網衰，賦予了《周南召南譜》獨特的政教優勢[41]。在順序、時間和政教的三重優勢下，《周南召南譜》成為了風目空間的中間坐標，其余風目諸《譜》則按空間方位擺列于該譜的周圍。雖然上述十一《譜》地點的地輿方位在空間的排布上較為散亂，但若以《周南召南譜》為中間，年夜體從四方的分布來看，《王城譜》《檜鄭譜》《邶鄘衛譜》《曹譜》與《齊譜》年夜致依序排布于《周南召南譜》的東方，《豳譜》《魏譜》與《唐譜》年夜致排布于《周南召南譜》的南方，《秦譜》排布于《周南召南譜》的東方，《陳譜》排布于《周南召南譜》的南邊。由此，風目十一《譜》構成了以《周南召南譜》為中間、其余十《譜》為外圍的兩層空間結構。
可以確定的是，風目十一《譜》的地輿方位并未包養網涵蓋《禹貢》九州的所有的[42]，所以，上述兩層空間結構并不是“廣萬里”空間的所有的范圍，也就是說，在兩層空間結構之外，還存在一層風類《詩》未觸及到的空間層次。鄭玄已留意到這一現象，基于此，他將這一空間層次描寫成了風目空間中的第三層隱性層次：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后，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故無變風？”
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掉，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皇帝之風，今棄其詩，蠻夷之也。其余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于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43]
鄭玄認為，《詩經》中之所以沒有南國之詩，不是因為南國無詩，而是有詩未錄。恰是因為南國諸侯僭號稱王，“不承皇帝之風”，違背了周朝的正統，自疏于周朝的政教之外，所以孔子在編《詩經》時，認為南國像蠻夷之族一樣，未承周之政教，從而棄南國之詩不錄[44]。而吳、楚之外的南邊小國，除不受周朝政教的原因外，其不被錄于《詩》的緣由還在于其國土面積狹小。為此，鄭玄還以邾、滕、紀、莒等在周政教之內的南方小國，亦不被錄于《詩》的情況來進行說明。綜合來看，南國之詩之所以未出現于《詩》中，其決定原因在于政教的缺乏，即不在周王朝的政教之內，而狹小的國土面積只屬于主要原因。在鄭玄的闡釋下，這些以徐、吳、楚為主、與蠻夷之族普包養網通、詩歌未被納進進《詩經》的南邊諸國，在空間布局上便構成了風目空間中的第三層隱性層次，與十一《譜》所構成的兩層空間結構配合組成了“廣萬里”的空間布局。
由上可知，鄭玄在《詩譜》中，通過十一個風目分《譜》構建了一個二顯一隱、“廣萬里”的三層空間結構（圖1）。該空間結構的中間起于周、召而非周王室的國都，即鎬京或王城，表白鄭玄在構建這一空間結構時重在政教，這也體現了他以政教而非京師為全國中間的思惟觀念。由圖1可見，從周、召中間出發，鄭玄所構建的空間結構可由內而外順次表征為政教之始（正風）—政包養網心得教之衰（變風）—政教之外的政教體系，該體系以政教為焦點、以三層空間結構為布局。
圖1《詩譜》構建的風目空間結構
與風目標空間層次類似，鄭玄亦用三個分《譜》將頌目構建成了三層空間結構。《周頌》《魯頌》《商頌》是《毛詩》原有之次目，鄭玄在《詩譜》中承而未變。而要想在固有、確定的次目中注進本身的詩學理念，就必須對三《頌》次序遞次的成因進行新的闡釋。
鄭玄起首將《周頌》《魯頌》《商頌》分別系屬于周、魯、宋三國，使得頌目具有了配合的時、空基礎，三《頌》的空間范圍也由此得以確定，即周、魯、宋三國之域。其次，由于頌已是政教之極，故周、魯、商三頌之間便不存在政教水平上的差異，由此，鄭玄在構建頌目空間時放棄了政教維度，轉而以和周王室血緣關系的親密水平為擺列標準。在鄭玄眼中，《詩》三百包養篇是周朝之詩[45]，而《周頌》是周王室“勝利致承平德洽之詩”[46]，故《周頌》便天然成為三頌之“正統”，即三頌之中間。《魯頌》是魯國歌頌魯文公之作，因魯國既請命于周，獲得周皇帝的準許，又有享用皇帝之禮的特權，再加上如孔穎達所指出的，“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代前也”[47]，即由于魯國君主是周王室的宗親，相較宋國而言，其血緣關系和周王室較近，國際位置也是以較高，故列于《商頌》之前。而《商頌》雖然產生時間較早[48]，但由于宋國君主既與周王室毫無血緣關系，又沒有享用皇帝之禮的特權，只是作為商朝后裔使“王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天三統”[49]，以示當朝對前朝的禮敬之意，故《商頌》列于《魯頌》之后，位于三頌之末。需求說明的是，鄭玄并沒有在《詩譜》中直接闡述這一思惟，而是將之歸于孔子，借孔子編《詩》之意而代為傳達。
由上可見，鄭玄通過和周王室血緣關系由近到遠的原則，在以作為正統的周王為中間的條件下，由內向外順次擺列了魯國與宋國，進而對三《頌》次序遞次的成因進行新的闡釋，將三《頌》原有之次目擺列在了范圍在周、魯、宋三國之域的三層空間結構中（圖2）。
圖2《詩譜》構建的頌目空間結構
三、系于政教焦點的雙層結構情勢及其成因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知，鄭玄《詩譜》的結構情勢年夜體可分紅兩層，即顯性的風、雅、頌層次和隱性的空間層次。前者以政教為維度，將風、雅、頌三目構建成了一個政教系統，后者分別以政教與血緣關系為維度，將風目與頌目各自構建成了三層空間結構。具體而言，鄭玄通過十一個風目分《譜》，以政教為維度，將風目在“廣萬里”的空間上構建了一個以《周南召南譜》為中間坐標、順次向外為政教水平逐漸下降的三層空間結構。而通過對三《頌》次序遞次成因的再詮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在周、魯、宋三國之域的空間范圍上，將三頌構建了一個以《周頌》為中間、順次向外為血緣關系逐漸減弱的三層空間結構。鄭玄之所以在構建頌目空間時不應用政教維度，是因為在他眼中，頌已是政教之極致，不存在像風、雅那樣的正、變情況。也就是說三頌自己不僅包括政教的原因，並且其政教水平已經達到了雷同的極限。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顯性的風、雅、頌層次還是隱性的空間層次，它們之中都包括有政教的原因，也恰是在政教的維度上，上述兩個層次得以連成一體（圖3），使得《詩譜》呈現出了一種系于政教的雙層結構情勢。
鄭玄之所以將包養《詩譜》構建成上述結構情勢，其緣由是多方面的。為了便利有條理地深刻論析，本文擬從該結構情勢的凸起特點進手，來進行相應的探討。
圖3《詩譜》的結構情勢
（一）數字“三”意識的凸顯
在《詩譜》的結構情勢中，不論是顯性層次還是隱性層次，都具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多為三重架構，數字“三”的意識較為凸顯。如風、雅、頌三目、三層風目空間及三層頌目空間等。這此中固有《詩經》本身分類與標目情況的客觀限制，但不成否認的是，除此之外還有更為深層的原因。
起首，三重全國體制的現實影響。正如王珂所論，漢帝國的全國體制“具有三重的構造，即‘漢人’的地區、中國領域內位于周邊地區的由異平易近族集團實行自治的‘內屬國’、和位于中國之外的‘外臣國’”[50]。漢人地區即漢王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包含漢王朝所樹立的諸侯國。內屬國即漢王朝為安頓歸附的匈奴、羌、夷等少數平易近族而特別設定的行政區劃，顏師古釋為“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51]，它們雖有獨立的發展權但卻受制于漢王朝，如元狩二年（前121），漢武帝為匈奴昆邪王所設的五屬國等。外臣國“重要是南越和朝鮮等處于邊疆地區的少數平易近族聚居區，即統治區以外的周邊平易近族政權”[52]，它們雖“名為外臣，包養網實一州主也”[53]，不單基礎上不授命于漢王朝，並且在本身的統治區域內擁有完整的自立權，如南越、朝鮮等。作為漢末的年夜儒，鄭玄極能夠深受這一史實的影響，這可從風目空間的布局中略見一斑。風目空間是以周朝政教為維度的二顯一隱的三層布局，與以漢王朝實際把持權為維度的三重全國體制高度相類，二者各維度的水平從內向外均順次減弱，至第三層時皆處于近乎消散的隱性狀態。
其次，讖緯思惟的反應。自中元元年（56）漢光武帝“宣布圖讖于全國”[54]后，讖緯之學便成為漢朝的“內學”，年夜興于世，并逐漸和經學相雜糅。讖緯在構建天道學說時，直接將其與數字“三”相關聯，認為“三”是世界萬物的構成準則，為此還以三光、三形與三等為例進行論證。這可從官方所定的法典《白虎通》中得以印證：“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包養網排名55]鄭玄早在少年時便已通曉讖緯與方術之學，并以之名世[56]。此后不僅以讖緯注經，還將六經的淵源直接和讖緯相關聯，其在《六藝論》中說道，“《六藝》者，圖所生也”，而“《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57]，將六經的源頭直接歸結到讖緯。單就《詩經》而言，鄭玄還將讖緯之“五際、六情”說引進此中，他不僅在《六藝論》中“引《年齡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58]，還如孔穎達所論，“以《泛歷樞》云午亥之際為反動，卯酉之際為矯正”[59]，將《詩經》與讖緯相融會。可見，鄭玄將讖緯之“天道莫不成于三”的思惟應用于《詩譜》，也在道理之中了。
再次，三統觀念的折射。三統說是年齡公羊學的主要思惟內容，是通過黑、白、赤三統間的循環變化“來解釋朝代更迭、歷史變遷現象及其內在規律的歷史哲學理論形態”[60]。鄭玄早在少年時便師事第五元先而通《公羊年齡》，此后不僅針對何休的《公羊墨守》而著有《發墨守》，還以“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61]的重擔自居，則其對三統說自是熟習。鄭玄在闡釋三統說時，特別重視“存二王之后”，他在《駁五經異義》中說道：“言所存二王之后者，命使郊天，以皇帝禮祭其鼻祖、授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62]也就是說，鄭玄認為統治者通過存二王之后，讓他們各自保存原有之文明形態，從而才會在本朝的基礎上通天三統。這一說法和《魯頌譜》之“同于王者之后”《商頌譜》之“著為后王之義”及“王者之后，時王所客也”等句的含義雷同[63]，均屬于三統說的范疇，而頌目空間的布局更能體現三統說，即《周頌》類似當朝的本位之統，而《魯頌》與《商頌》類似二王之后，為其他王者之統，此中，相較《魯頌》而言，《商頌》與《周頌》的關系更為疏遠。可見，《詩譜》之結構情勢存在受三統觀念影響的痕跡。
最后，宇宙觀的表現。漢人的宇宙觀可年夜致分紅兩類：宇宙發生與發展的過程及宇宙的構成情況[64]。鄭玄的宇宙觀重要體現為后者，其代表觀點為“六天說”，即宇宙之天是由天與五帝構成。據陳赟的研討可知，鄭玄的“六天說”可分紅三個層次：昊天、天主與五帝。同時，這“三個層次對應著三種配天之祭，即祭奠昊天的圓丘禮、祭奠天主的郊祀禮、總祭五帝的明堂禮”[65]。三層次天與三種禮制各自相配，這種三重構造和《詩譜》的結構情勢高度類似，除此之外，鄭玄還將這一內容運用到《詩經》的箋注之中，如他認為魯國雖然能享用皇帝之禮，但其事天之禮只能上達天的第二層次，且在五帝層面上也只能祭奠東方青帝靈威仰，而非五帝所有的[66]。可見，《詩譜》亦很能夠遭到過鄭玄宇宙觀的影響。
（二）政教與尊君的交織
鄭玄在構建《詩譜》的結構情勢時，在分歧的結構層次上采用了分歧的分類標準：在顯性的風、雅、頌層次及隱性風目空間中為政教維度，在隱性頌目空間中為與周王室血緣關系的親密水平。而這兩種標準所各自反應出來的思惟，即政教思惟與尊君思惟，正是鄭玄思惟的內核，是其政治哲學的一體兩面。
《詩譜》是鄭玄暮年的著作[67]，它不僅是鄭玄對《詩經》的綜合認識，更是鄭玄思惟成熟的產物。正如邊家珍師長教師所言，“鄭玄以學問著稱于世。他生逢亂世而不仕，但并非漠視現實、不問政治。他對政治的認識，他的思惟見解，是寄寓在其著作中的”[68]，而《毛詩譜》即是此中之一。鄭玄生涯于漢末，既經歷過皇權未衰時的黨錮之禍，又遭遇過皇權式微后的黃巾之亂與董卓之亂。面對這種動蕩的社會局勢，鄭玄試圖尋找一種可以拯救世勢的方式，其思慮的結晶即是政教與尊君并重的政治哲學。
鄭玄已留意到有用的權力統治可以穩定社會次序，維護社會安寧。為此，他在《詩譜》中借周王朝的統治史作以說明，當周皇帝有用行使皇帝職權時，可以達到“皇帝之德，光被四表，格于高低，無不覆燾，無不持載”[69]的統治後果，而當其權力凌夷，至“五霸之末，上無皇帝，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70]，不僅全國次序墮入混亂，並且具有普適價值的社會規則與社會倫理也會遭遇極年夜地破壞與沖擊，包養從而導致社會逐漸走向式微與發展。由此，鄭玄主張尊君以維護社會的安寧。
當然，鄭玄也留意到，假如僅僅一味地強調尊君也會形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君王若統治方法不當，就會導致歷史上“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掉禮之后，邶不尊賢”[71]的悲劇重演，構成現實中的黨錮之禍，進而會使社會走向不成挽控的混亂。基于此，鄭玄試圖以政教矯之，已有學者指出，鄭玄眼中的政教是指圣人應天命而制作的法式[72]，具體到《詩譜》中即是周公所制訂的禮樂軌制[73]，王者行此即是行“圣人之化”[74]。才幹達到蒼生安寧、社會管理的局勢。若政教不可于王者，則行政教之人便會有功于平易近，使蒼生“咸被其德而從之”[75]，進而接收天命而“為全國所歸”[76]，完成像商代夏、周代商一樣的朝代更替，正如其于《小宛》箋云：“有萬平易近不克不及治，則能治者將得之”[77]。這雖是不成防止的歷史規律，但經歷過黃巾與董卓之亂的鄭玄卻看到了這一歷史進程中的流血與陣痛，他在《中谷有蓷》中云：“人居安然之世，猶鵻之生于陸，天然也。遇衰亂兇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逝世。”[78]亂世之下包養，通俗年夜眾的命運只會走向悲劇甚至是逝世亡。所以，鄭玄的幻想是“正人當居安平之處”[79]。
由此，鄭玄便構成了尊君與政教并重的政治哲學。鄭玄認為，尊君和政教是幻想政治的一體兩面，二者既缺一不成又不成偏廢，尊王就是愛崇行政教之王，政教就是所愛崇君王的施政方法。由于這一政治哲學是鄭玄暮年所思慮出的救世之道，故其時時體現于鄭玄解經、注經之中。如其在《桑扈》中箋云：“但是（王者）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包養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未包養網幾也。”[80]先王之法即政教，王者行之則受福祿，否則便會有亡國之憂；其注《孝經·皇帝章》云：“皇帝為善，全國皆賴之。”[81]凸起皇帝行政教之主要；其注《尚書·禹貢》時云：“皇帝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皇帝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皇帝政教所行。”[82]不僅婉言皇帝應行政教，還將尊君與接收皇帝之政教當作諸侯的職責。
鄭玄尊君與政教并重的政治哲學亦勢必會影響到其《詩譜》的創作，這可從鄭玄對張逸的問答中獲得印證：“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年夜雅也，頌也，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83]正如上文所論，風—小雅—年夜雅—頌是《詩譜》中以政教為維度的顯性層次，從風至頌的政教水平逐漸加強。鄭玄所謂的“人君行之”，就是要君主行使風、雅、頌所構成的政教系統，只要這樣君主才幹實現興治。可見，《詩譜》的結構情勢深受鄭玄政治哲學的影響。
結語
鄭玄以“《詩》之年夜綱”[84]來定義《詩譜》，盼望讀者能通過該《譜》達到“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85]的後果。鄭玄對《詩譜》這般重視，不僅在于它“注序世統，事資周普”[86]，是鄭玄暮年對《詩經》的一種綜合認識，代表了鄭玄的《詩》學觀念，更在于它“微言年夜義”，是一部哲學著作，飽含了其救世的幻想與方式。政教與尊王既是鄭玄在創作《詩譜》時所應用的兩個維度，更是他為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所開出的兩味良藥。鄭玄的《詩譜》不僅具有主要的學術價值，還具有主要的社會和現實意義，是其通經致用思惟的無力體現。
注釋
[1]周艷、孔德凌及鄧雅琴等多位學者已相繼對《詩譜》的流傳、輯佚及版本情況做了詳細的說明，茲不贅述。參見周艷：《〈詩譜〉文獻考論》，《中國典籍與文明》2008年第4期；孔德凌：《〈毛詩譜〉的版本流傳》，《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6期；鄧雅琴：《鄭玄〈毛詩譜〉古今版本考述》，《古籍收拾研討學刊》2017年第2期。
[2]馮浩菲與李霖二人在後人輯佚的基礎上，進一個步驟對《詩譜》進行復原研討。此中，馮著堪稱《詩譜》復原的代表。參見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李霖：《鄭氏〈詩譜〉考原》，《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第1期。
[3]王洲明：《論鄭玄〈詩譜〉的貢獻》，《先秦兩漢文學與文明》，山東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第158—176頁。
[4]如馮浩菲將王說細分為六個方面，章原與郭樹芹對王說各有側重，楊允與李世萍等則從“說正變”引發出對《詩譜》文學與教化思惟的論述。參見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緒論》，第3頁；章包養網 花園原包養：《四家詩與〈毛詩譜〉》，《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2期；郭樹芹：《〈毛詩譜〉的流傳及其學術思惟》，《社會科學研討》2004年第1期；楊允：《鄭玄〈詩譜序〉文學觀初探》，《沈陽農業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李世萍、李登云：《鄭玄〈毛詩〉譜、箋中的教化思惟》，《青海平易近族年夜學學報（教導科學版）》2011年第6期。
[5]郭樹芹較早關注到鄭玄對歷史譜系的構建，他認為鄭玄通過借鑒班固的觀點，樹立了《詩經》“以時序變遷為縱軸，以地輿方位為橫軸”的歷史譜系，并于此中考索具體詩篇的內涵意義。周艷進而認為鄭玄通過時、空兩個緯度，在構建嚴密的歷史敘事體系時，又晉陞了《毛詩》的理論建構。此后，吳冷又對《詩譜》構建歷史譜系的方式與理路進行了剖析，他認為《詩譜》通過“第義統一”與“正變對照”兩種邏輯，在一個以周王世系為年夜綱的歷史譜系內，強化了詩歌反應或評價時政的效能，彰顯出了獨特的經史觀念。見郭樹芹：《〈毛詩譜〉的流傳及其學術思惟》，《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1期；周艷：《〈詩譜〉體式溯源及其對〈詩經〉歷史敘事的構建》，《求索》2010年第3期；吳冷：《鄭玄〈詩譜〉構建歷史譜系的方式與理路》，《文學遺產》2022年第2期。
[6][7][8][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19—21頁，第19頁，第19頁，第20頁。
[10][15][17]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7頁，第7頁，第9頁。
[1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九《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495頁。
[12][1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3頁，第14頁。
[1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九《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631頁。
[16][18][19][20][2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四《王黍離詁訓傳第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296頁，第295頁，第296頁，第296頁，第296頁。
[22]孔穎達在撰寫《毛詩正義》時將《詩譜》分拆、重排，以就《毛詩》之順序，故今本《毛詩正義》所呈現的《詩譜》內容已非鄭本之原貌。據馮浩菲研討可知，《詩譜》中的分譜順序為《詩譜序》《風譜》《小年夜雅譜》《周頌譜》《魯頌譜》及《商頌譜》。本文贊同馮說。參見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緒論》，第2頁。
[23]不成否認，鄭玄合并《周南》《召南》還有政教上的原因，但政教原因也是為空間的建構而服務的，相關論述詳見下文。
[2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邶柏船詁訓傳第三》，《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31頁。
[25]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第29頁。
[26]學界對《詩譜》體例的論述已較為充足，此不贅述。可參看王洲明：《論鄭玄〈詩譜〉的貢獻》，《先秦兩漢文學與文明》，第158—176頁；陳敘：《試論〈詩〉地輿學在漢代的發生》，《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
[27]文中所論十一《譜》均用“（在）《禹貢》”“其封域在《禹貢》”“于《禹貢》”等三個句式表白該詩類名在《禹貢》中的地區范圍。除《邶鄘衛譜》《齊譜》《魏譜》《秦譜》《陳譜》外的六《譜》還用以“今（曰、屬）”開頭的句式闡明該詩類名在漢時的相應地輿地位。
[28]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邶柏船詁訓傳第三》，《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28頁。
[2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五《齊雞鳴詁訓傳第八》，《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381頁。
[30]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四《王黍離詁訓傳第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293頁。
[3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2頁。
[32]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六《禹貢第一》，《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包養00年，第160—184頁。
[33]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1022—1029頁。
[34]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七《釋地第九》，《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209頁。
[35]許維遹：《呂氏年齡集釋》卷一三《有始覽第一》，梁運華收拾，中華書局，2009年，第278頁。
[3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五《齊雞鳴詁訓傳第八》，《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380—381頁。
[37]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貢第三下》，陳抗、盛冬鈴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205頁。鄭玄除在《禹貢》中婉言九州方域為萬里外，其在注解《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時亦云：“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尚書今古文注疏·皋陶謨第二下》，第114頁）鄭玄對《禹貢》九州的注解雖然以《周禮》為本進行了新說，不合適《禹貢》原意，但“方萬里”的解釋確是鄭玄對《禹貢》九州的獨特體認，而這一認識也必定會延續到其暮年所作的《詩譜》中。參見陳壁生：《鄭玄的全國觀》，《社會科學輯刊》2019年第5期。
[38]相較《毛詩》的《國風》次序遞次，鄭《譜》將《周南》《召南》合為《周南召南譜》，將《邶風》《鄘風》《衛風》合為《邶鄘衛譜》，將《檜風》的次序遞次提早并與《鄭風》合為《檜鄭譜》，將《王城譜》列在《豳譜》之后。可見，鄭玄在擺列風目諸《譜》時并未遵守《毛詩》已有的次序遞次，而是出于己意進行更改。其將《周南召南譜》列于諸分《譜》之首，可見其對該《譜》意圖頗深。
[3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3頁。
[40]從時間先后來看，鄭玄認為《豳》詩作于周公居東之時，上距《周》《召》二詩的時間比來。《齊》詩始作于周懿王，《邶鄘衛》及《陳》詩始于周夷王，《檜》詩始于周夷王、厲王之時，《唐》詩始于共和時期，《秦》風始于周宣王，《鄭》《魏》《曹》《王》四詩均始于平王東遷之后，此中《曹》詩的時間上限最晚，始于周惠王。從《齊》詩開始的風詩與《周》《召》二詩的時間差距越來越年夜。
[41]《毛詩序》雖然最早提出了變風、變雅的理論，但并未將這一理論與具體詩篇的歷史定位相結合。鄭玄則起首將這一理論具體應用到每一篇詩歌，標注出它們的正、變性質，傳達了本身的正、變理念。包養參見周艷：《〈詩譜〉體式溯源及其對〈詩經〉歷史敘事的構建》，《求索》2010年第3期。
[42]據鄭玄的論述可知，風目十一《譜》共觸及《禹貢》九州之五，即雍州（《周南召南譜》《秦譜》《豳譜》）、冀州（《邶鄘衛譜》《魏譜》《唐譜》）、豫州（《檜鄭譜》《陳譜》《王城譜》）、青州（《齊譜》）、兗州（《曹譜》）。未觸及到的《禹貢》九州有四：徐州、揚州、荊州與梁州。此四州構成了下文所述的第三層隱性層次。
[4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7—18頁。
[44]鄭玄認為《詩經》是由孔子編錄而成。這一思惟在《詩譜》中多有顯現，如《詩譜序》之“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毛詩正義·詩譜序》，第9頁）、《魯頌譜》之“故孔子錄其詩之頌”（《毛詩正義·魯頌譜》，第1625頁）、《商頌譜》之“孔子錄《詩》之時”（《毛詩正義·商頌譜》，第1683頁）等。此外，其還在《六藝論》中婉言：“孔子錄周衰之歌，包養網及眾國賢圣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毛詩正義·詩譜序》，包養網第10頁）由此可知，引文“今棄其詩，蠻夷之也”的施動者亦應是孔子。此外，為了體現南國的蠻夷之性，鄭玄在風目十一《譜》中均論述道，分《譜》地點地為某古圣賢發源地、生涯地或周王室所封之國，而非蠻夷之地，嚴控了夷夏之辨。如周、召為周之先公太王的生涯地，邶、鄘、衛為周王室封國地點地，檜、鄭為高辛氏之墟，齊為爽鳩氏之墟，魏為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等。需求說明的是，豳地雖然晚期為蠻夷之地，但公劉遷進此地后，“修后稷之業”（《毛詩正義·豳譜》，第564頁），實施教化，故該地最終脫離了蠻夷之性而變成了華夏之地，成為了周先公的生涯地。
[45]鄭玄認為孔子所錄之詩的時間為“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百年間”（《毛詩正義·詩譜序》，第10頁），為此他將除魯、商二頌外的其余詩作均直接系于周王世譜之下，并用“將時間定于周朝”及“獲得周王室特許”等兩種敘述伎倆將魯、商二頌歸于周朝歷史的時空之中，如其論述《魯頌》是周惠王、襄王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毛詩正義·魯頌譜》，第1624頁）；《商頌》是周宣王時，“年夜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年夜師”（《毛詩正義·商頌譜》，第1683頁）而得。由此，通過鄭玄用周代的歷史沿革往闡釋《詩經》的發展與變化的行為，可看出其認為《詩》三百篇為周詩的思惟觀念。
[4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九《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494頁。
[47]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22頁。
[48]鄭玄認為《商頌》作于殷商湯、太戊及武丁等三王之時，其產生時間要遠早于作于周初周包養網公、成王時的《周頌》和作于周惠王、襄王時期的《魯頌》。
[4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駧詁訓傳第二十九》，《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683頁。
[50]王珂：《從“全國”國家到包養網排名平易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國民出書社，2020年，第98頁。
[51]《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中華書局，1962年，第177頁。
[52]劉瑞：《秦、西漢的“內臣”與“外臣”》，《平易近族研討》2003年第3期。
[53]《史記》卷逐一六《東北夷列傳第五十六》，中華書局，1959年，第2994頁。
[54]《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一下》，中華書局，1965年，第84頁。
[55]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四《封公侯》，吳則虞點校，中華書局，1994年，第131頁。此外，《年齡感精符》中亦有“法三正之道也”的相關論述，參看安居噴鼻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第2冊，河北國民出書社，1994年，第745頁。
[56]劉孝標在注《世說新語·文學》時引《鄭玄別傳》云：“（鄭玄）十三誦《五經》，晴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年夜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公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收拾，中華書局，2007年，第223頁。相關論述參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第31—40頁；林曉希：《鄭玄少時受業考》，《甘肅理論學刊》2015年第6期；敖堃、諸偉奇：《鄭玄與讖緯關系臆解》，《歷史文獻研討》2010年總第29輯。
[57]嚴可均：《全后漢文》卷八四，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848頁。
[58][5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22頁，第22頁。
[60]黃樸平易近：《公羊“三統”說與何休“〈年齡〉王魯”論》，《管子學刊》1998年第4期。
[61]《后漢書》卷三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第1209頁。
[62]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八，吳仰湘編：《皮錫瑞選集》第4冊，中華書局，2015年，第262頁。
[6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駧詁訓傳第二十九》，《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625、1683、1683頁。
[64]參見王繼訓：《漢魏宇宙觀之述評》，《理論學刊》2007年第7期。
[65][66]陳赟：《鄭玄“六天”說與禘禮的類型及其天道論依據》，《陜西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67]王洲明通過《詩譜》內容自己、《詩譜》與《鄭志》對《棠棣》作時的分歧解釋及趙商師從鄭玄的時間等原因推斷《詩譜》為鄭玄暮年之作。此后，諸如章原、郭樹芹等學者，在論及《詩譜》成書時間的問題時，皆襲王說，本文亦從之。參見王洲明：《先秦兩漢文學與文明》，第160頁；章原：《四家詩與〈毛詩譜〉》，《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2期；郭樹芹：《〈毛詩譜〉的流傳及其學術思惟》，《社會科學研討》2004年第1期。
[68]邊家珍：《鄭玄經學的特點及評價問題》，《理論學刊》2005年第8期。
[6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九《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495頁。
[70][7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9頁，第8頁。
[72]陳壁生：《〈論語鄭氏注〉中的政治哲學》，《中山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按：在該文中，陳氏所謂的圣人特指孔子，本文則據《詩譜》將周公納進進圣人的行列，特此說明。關于鄭玄的圣王觀念參見高瑞杰：《周孔陟降：鄭玄圣王觀探析》，《哲學動態》2022年第6期。
[73]《周南召南譜》云：“文王授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職之國。……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謂之周南。”（《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第13—14頁）鄭玄在此處所指的圣人為周公，則周公所制訂的禮樂軌制理應為后王所遵守的政教。
[74][75]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4頁，第12頁。
[7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九《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631頁。
[77]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二《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870頁。
[78]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四《王黍離詁訓傳第六》，《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306頁。
[7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六《唐蟋蟀詁訓傳第十》，《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462頁。
[80]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四《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010頁。
[81]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卷上，吳仰湘編：《皮錫瑞選集》第3冊，第30頁。
[82]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貢第三下》，第202頁。
[8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22頁。
[84][85]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十三經注疏》收拾委員會收拾，第11頁，第11頁。
[86]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國民文學出書社，1958年，第457頁。
